王绩，一位奇特的诗人。一生诗作并不算多，内容亦不甚广泛，在当时的诗坛也没有取得主体地位。但他独守一隅，在宫体诗统治诗坛的状况下，置身于朗俊清秀的山水田园之中，自斟自吟哦，上承渊明，下启王孟，在中国文史上书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王绩首先是一位隐逸诗人，但他同史上大多数的隐逸诗人一样，并非一开始就抱定要作隐士的信念，而同样是希望能立一番功业的。
他在晚年回顾平生之作《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中，开篇就这样写道：“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弃繻频北上，怀刺几西游。”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弱龄时强烈的求取功名之心。用“弃繻”之典表其心之坚决，“频”字揭其心之急切，以“怀刺”之典暗透其心之高越，“几”字则明白其心之不弃。无奈隋唐易代，风云变幻，世事动荡，有心立业，却世态陡变，纷纷际会。“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然虽则前心稍改，仍望藏身以伺时机，故“失路青门隐，藏名白社游。风云私所爱，屠博暗为俦。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藏身期间，与市井豪杰为友，倾心子贡、周最排解纷乱之迹，可见雄心不减，仍慕功名。不过黑暗而纷乱的现实，还是渐渐让他对政治冷了心，而慢慢改了自己的信念，开始转向对人生的思索，从而领悟了人生的短促与变幻。“晚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于是回身归隐，开始了田园山水的闲适幽恬生活。“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古岸多磐石，春泉足细流。东隅诚已谢，西景惧难收。无谓退耕近，伏念已经秋。庚桑逢处跪，陶潜见人羞。”王绩在山水田园中找到了自己心灵的皈依，他全身心投入到山水田园的怀抱中，又隐隐为当年的求仕而不安，生恐为了求仕而丧失了享受田园的机会。最后，他因能尽情于田园，托心于山水而满足，而庆幸，长吟“三晨宁举火，五月镇披裘。自有居常乐，谁知身世忧。”其乐无穷。
通过这首回忆诗，我们可以略窥王绩的思想态度的发展变化。他也和大多数的文人一样，走过“求仕—归隐”这条老路。不同的是，别人的归隐，大多为了能更便捷地“入仕”，所谓“终南捷径”是也。但王绩的归隐，虽说开始仍存了伺机立业之心，却很快地真正醉心于归隐，颇为满足。明白了这些，对于我们理解王绩诗作中思想的根源，很有帮助。
纵观王绩的诗作，最直观的有以下三大特点。
首先，从内容方面看，王绩的诗作几乎是清一色的隐逸诗。虽涉及咏物、记叙、游仙、述志、即事等诸多方面，然究其根本，无论是那种题材，其内容，总不脱“隐逸”二字。像前文所引《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在题目中业已标明，是首“叙志”诗，然全诗读来，仍然渗透着对村庄田园的向往与喜爱之情。《赠梁公》一诗，乃是写与房玄龄的，以古来众多因位高禄重而遭帝王猜忌的事例规劝房玄龄。而他提出的避祸办法，是“功成皆能退，自古谁灭亡。”如此类赠答规谏之诗，依旧具有“隐逸”之意，由此来看，王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隐逸诗人。
其次，王绩的诗作中大量运用了对偶句。粗粗统计了一下，《王绩诗注》中，对偶句占全篇一半以上的诗，竟然占了整个集子诗作数量的一半以上！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当时的诗坛，仍为“梁陈宫掖之风”笼罩，尤其与王绩大约同时的上官仪，首创了“上官体”。宫体诗的一大特点，就是讲求对偶，像上官仪就曾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而王绩生活在是时，虽说其诗作内容与宫体诗绝不相类，泾渭分明，但一方面，他不可能完全脱离那个时代而存在，诗作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当时作品的影响，另一方面，宫体诗精研声律对仗，乃是承接中国文学自觉时代而来，是诗对本身“文学性”的自觉追求，指引着进步的方向。故而王绩的诗中有着众多的对偶句，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绩诗中的对偶句，主要存在于一些较长的诗篇里。因为初读不久，时间不足，未能依声律考究诸诗当属排律抑或多用对仗之古诗。不过据对偶句的数量众多以及押的韵多为平水韵这两点来看，属于排律的可能更大一些。不过，王绩的诗即使属于排律，却依然带着很鲜明的古风色彩，即平淡疏野的风格，不事雕琢，浅显易懂，虽间不免失于粗疏，或拘于用典，却也不失为质朴。王绩诗作“隐逸”的内容与质朴的风格，都与陶渊明十分相象，也难怪史上称其为上承陶潜。
在继承陶渊明这一点上，王绩的诗作，无论在艺术表现手段的纯熟，还是在诗情意境的浑融方面，较之陶潜，还有颇有差距的。而他与陶渊明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偶句的运用上。陶渊明的对偶，是间或用之，且大都是状景之用，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而王绩的对偶句，一是数量多，二是用处多，写景，叙事，议论，都用对偶，“兰英犹足酿，竹实本无粮。涧竹寒转直，山菊秋自香”（《赠李徵君大寿》）、“行披葛仙经，坐检神农帙。龟蛇采二苓，赤白寻双术”（《采药》）等等是也。整体来看，王绩的功力虽不如陶渊明，但仍然开拓出了一些自己的领域，并没有完全活在陶渊明的窠臼中。
另外，王绩诗的又一大特点就是爱用典故。用典于诗歌中，本是不可少之手段，不过用典的作用，却与用典的手段与程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用得好，典故自然为诗作增色不少，但若用得不好，就会适得其反，损害诗作的魅力。王绩诗歌中用典与其用对偶句一样，数量极为庞大，许多诗将近句句用典。从《王绩诗注》中随手拈出一首，《游仙四首（其一）》：“暂出东陂路，过访北岩前。蔡经新学道，王烈旧成仙。驾鹤来无日，乘龙去几年。三山银作地，八洞玉为天。金精飞欲尽，石髓溜应坚。自悲生世促，无暇待桑田。”全诗除开篇两句直述本事没有用典，末两句共用一典之外，其余八句皆是句句用典，全诗一十二句共用九个典故，蔚为大观。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另外，结合诗的“隐逸”内容，王绩所用典故也是以修仙归隐的事迹为主。这样，王绩用更少的笔墨，更精练的语言，表现了更多的内容。而且通过用典，使诗作更具蕴藉之味。
针对王绩的用典，有人批评其用典太多，且典多生僻，以致影响了诗的表达。对于这种意见，我颇不以为然。用典本来就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的用典，现在看来生僻的典故，在当时可能就是尽人皆知的；影响现代人对诗意领悟的典故，在当时可能反而有助于读者对诗的理角。而且仔细分析王绩诗中的典故，我们可以发现，虽说他采用的典故比较少见，但依旧是多出于《史记》、《汉书》、《晋书》等官方正史。由此可见，王绩的用典，大都还是比较稳妥的。不过，王绩过多的用典，确实影响到了今世之人对其诗的理解，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上述三大特点，是我在阅读《王绩诗注》过程中最直观，也是体会最多的三点。此外，细细玩味，其实王绩的诗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比如王绩写诗，除了按照一般的规矩外，偶而也“自制新曲”，亦颇有趣味。比如他的《春桂问答》：“问春桂：桃李正芬华，年光随处满，何事独无花。春桂答：春华讵能久，风霜摇落时，独秀君知不？”借诗以赞美“独秀”的精神，立意不差。而这首诗的主要价值，则在于它的样式。拟春华为人，相为问答，且以一三字句领三句五字句，虽说近古风之体势，然读之节奏，与含蓄意味，却更近长短句之体。令人把玩良久，亦不舍放手。还有《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一见故人，心念故乡，一连发问，十一相接，且用语朴实，活活当时发问言语，而一颗心恋故园的拳拳之心，一腔思念家乡的浓浓之情，跃然纸上，令人感慨。而种以接连的询问构成诗歌内容主体的体式，亦是别出心裁，自有一番风味。
针对王绩诗作的思想内容，一般都以情调消极，“从庄子学来一套既愤世又混世的人生哲学”（见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卷二）来作评。我倒以为，王绩的作品中并不乏积极的情调。他是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他不愿让自己的心屈抑于当时黑暗而混乱的现实，而去追求一种真美，自然美，这并不能说是消极。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尊重人、重视人，讲究个性解放，寻求个人价值的时代，对于王绩这样不愿让心灵异化，固守真实纯洁本心的行为与选择，我认为，非但不能以“消极”一棍子打死，反倒应该仔细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心态与选择的重要方面来对待、思考。
另外，无论是影响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还是骆玉明、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认为王绩的诗虽然在初唐独树一帜，但却没有像“初唐四杰”那样有开一代诗风的力量与影响，并不构成当时诗歌的主流。对于这种说法，我是这样认为的：作为山水田园诗人，作为追求自然闲恬生活的诗人，首先他本身就没有要用诗去改变当时诗坛风气的想法。诗对于王绩来讲，是艺术的享受，是出世的伴侣。而四杰的诗，则是入世的诗，是承载了四杰世俗愿望的诗。甚至可以说，诗对于四杰，首先是作为“工具”而言的。所以，纵使王绩的诗在艺术水准及影响范围两方面都逊于四杰之作，但从出发点上，王绩的诗是真正纯粹的诗，是真正的诗。另外，虽然王绩的诗在当时并没有太广泛地影响到文坛的创作，但是，其后王孟山水田园诗派的兴起，我想，与王绩的诗歌创作是不无关系的。只是具体论及这个问题，由于研究与思索的暂时欠缺，恐怕现在我并不能拿出让人信服的说法。不过，我会努力的。
无论如何，在隋唐易代的硝烟战鼓中，诗坛却依旧绮丽妩媚。可这绮丽妩媚中，却又终有那么一位诗人，闲适地信步于竹林中，自在地跋涉于山涧上，随意地畅饮于流水畔，毫无顾虑地吟哦，吟哦于生命中的每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