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三部，层层递进，步步推高，地球，三体，高级文明，宇宙，大爆炸。从一个人切入，最终推向全部的一，终极。

“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三体》将整个人类置于极端危机的情形，在生死存亡的地步，不断抉择。最终，所有存活，无一来自对现实极端冷静的观照；而所有从情感出发的判定，无一不将人类推往黑暗。而最终人类两次终极危机：濒于倾覆与最终倾覆，皆源于所谓“人性”与“爱”。大刘以冷酷的笔锋，审视着在生死存亡之际，现实与理想的纠结。“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我想，这当是危机关头，唯一可能成功的途径。故而，书中真正感人的形象，并非几部书的主线人物，而是大史、章北海、维德等等冷酷“无情”的人。但在危机的关照之下，我们最终恍然：所谓“无情”，乃“大情”，所谓“无爱”，乃“大爱”。只因意志坚定，只因看破迷障，而终为他所关怀的红尘中人所唾弃。英雄，悲情英雄，别无他词。

网上有人质疑《三体》，认为它对“人性”的认识太过肤浅，尤其不该否定“人性”。我则以为《三体》并未否定“人性”。危机的开始，正源于叶文洁看到的人，已失去“人性”，正是因为感到“人性”的缺失，才希冀通过外星人实现救赎；而无论危机纪元中的科技大爆炸，还是三体首次出现的技术爆炸，同样也源于对“人性”的认识与解放。这都说明，《三体》并未否定“人性”，反而明确认识到“人性”的作用，以及缺失“人性”将会带来的灾难。只不过，《三体》并不认为“人性”能够解决一切，在“黑暗森林”之中，若生存都无法保证，又如何奢谈“人性”？想想危机纪元中，大低谷过去后，那对“三体”世界的怜悯；想想威慑纪元中，对于试验恒星的关怀，无不基于“人性”与“爱”，但在生存灾难的映照下，又都显得那么可笑。那些傲慢而又愚蠢的怜爱哦！

面壁者罗辑，就恰恰集中了正与反。对于他，我态度复杂。我不讨厌玩世不恭的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他避世于伊甸园，享受着良辰美人时，我不喜欢。纵然有万般理由，但肩负着责任，便不当逃避。即便逃避，当彻底逃避，又如何尽情享受“责任”带来的“权利”呢？当看到这一切的“享受”，不过是别人设下的圈套时，我欣然一笑。当罗辑终于直面面壁者的担当时，无论根源是什么，我开始喜欢他了。历经危险，坚持；错受无视，淡然；受尽误解，隐忍。心中不忘职责，即使被水滴封锁，仍不放弃，终于另辟蹊径，为人类奠定了“威慑纪元”这最后的美好。并且在与妻子短暂的幸福后，又毅然执起达摩克利斯之剑，守护着这最后的美好。而当这最后的美好终于消失时，他坚守着文明最后的一角，伴随着他一生守护的世界，终未离弃。

而程心，我实在不喜欢。就像她自己说的：她两次处于仅次于上帝的位置上，却两次以爱的名义把世界推向深渊，而这一次已没人能为她挽回。一位朋友，最喜欢《黑暗森林》，而遗憾《死神永生》“可惜有了‘程心’这一败笔”。 我不同意。主角不讨人喜欢，未必就等于“败笔”，而可能同于“深刻”。具体到程心，我认识大刘也并非写出来让大家“爱”的。恰恰相反，正要通过她的两次大抉择，与无数的小抉择，来昭示如果一切都只以“爱”与“人性”来衡量，将会是何等结果。第一次的“爱”，判决了地球与三体的最终命运；第二次的“爱”，决定了太阳系的命运。当得知“星环”装有曲率飞船时，又要返航接逻辑，毁掉人类最后的零星之火；而留在小宇宙的五公斤，将有可能将宇宙引至终点——只不过，这一点已无法验证了。正如大刘所说：一切只遵从于自己内心道德的人，最为自私。

在程心的反衬之下，我发觉了面壁人的伟大。罗辑不论，另外三位，都以一己之智慧，看破了人类在宇宙生存的难度。他们一人选择自我牺牲的奋力一搏，一人选择携璧同亡的威慑，一人选择奔向太空的新方向，虽然都不免失败，但都为了人类惮精竭虑，败而不耻。只不过，他们无一例外，在罗辑在内，都被本想保护的人唾弃，让人叹息。

而大史则幸运多了。他支撑着汪淼坚持下来，研制出纳米材料，并制定“古筝计划”，第一次为人类争取到希望；又陪伴着罗辑一路而来，协助完成了“威慑”的建立，为人类保存了最后一丝完整的生机。只不过得到个“魔鬼”的称呼，和个别人的不喜欢而已，真幸运多了。章北海隐忍努力，最终建立了唯一一支存活下来的人类文明，虽然生存在非议当中，但能够以身殉道，道统流传，求仁而得仁，也能含笑九泉了。而维德，则不幸太多。他每次都拥有扭转乾坤的能力与机会，但每次都功亏一篑。固然有其行事风格的原因，但一次次的错过，不免于被本想保护的人唾弃，仍令人扼腕长叹。

思至此处，只得感慨，自己选择了想走的路，最终的结局，也只能自己承担了吧。

抚卷良久，只得感叹别人的那句话：“我行走于黑暗，只为守护光明！”

——壬辰正月初九

于北地牢茏

《古籍整理概论》 黄永年 著

《三体》I—III 刘慈欣 著

《质数的孤独》 [意]保罗·乔尔达诺 著/ 文铮 译

《呐喊》 鲁迅 著

《彷徨》 鲁迅 著

《野草》 鲁迅 著

《西游记》 吴承恩 著

《济公全传》 郭小亭 著

《说岳全传》 钱彩 著

《正说鲁迅》 孔庆东 著

《红楼梦辨》 俞平伯 著

《曹雪芹小传》 周汝昌 著

《红楼撷趣》 杨淼 著

《我的阅读史》 洪子诚 著

《通俗文学十五讲》 范伯群 孔庆东 著

《国文国史三十年1》 孔庆东 著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 荣新江 著

《江湖丛谈》 连阔如 著

《玄奘西游记》 钱文忠 著

《戴震评传》 李开 著

《明朝一哥王阳明》

《乔布斯传——神一样的传奇》 王咏刚 周虹 著

《玄天九变》 pupu 著

《日落共青城 一 风起于青萍之末》 pupu 著

《日落共青城 二 记忆裂痕1993》 pupu 著

《考古中国：银雀山<孙子兵法>破译记》 岳南 著

《英雄无泪》 古龙 著

《陆小凤之隐形的人》 古龙 著

《萧十一郎》 古龙 著

《火并萧十一郎》 古龙 著

《谁来跟我干杯》 古龙 著

《缥缈录III 天下名将》 《缥缈录IV 辰月之征》 《缥缈录V 一生之盟》 《缥缈录VI 豹魂》 江南 著

《剑桥倚天屠龙史》 新垣平 著

《金庸笔下的男女》 吴霭仪 著

《谁来跟我干杯》 古龙 著

《烟花三月》 周浩晖 著

《偷拳》 白羽 著

《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盗梦空间》[美]克里斯托弗•诺兰 著 胡坤 译

《龙文身的女孩》 [瑞典]拉森

在读

《聊斋志异》三会本  蒲松龄 著 张友鹤 编

《资治通鉴》 司马光 著 胡三省 注

《传习录》 王守仁 徐爱 等

《中国禅宗史》 印顺 著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德]马克思 著

《金庸武学》 覃贤茂 著

《茅山后裔》 大力金刚掌 著

《剑桥中国史》

《西方哲学十五讲》

《服装工业制版》

《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 《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岳南 著

《中国简史》 吕思勉 著

《先秦史》吕思勉 著

《隋唐人物/历史人物纵横谈》 龚弘 著

《中华文化史》 冯天瑜 著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著

《从梁山好汉看宋人社会生活：水浒乱弹》虞云国 著

《华丽血时代》 赫连勃勃大王 著

《去明朝看风景》 熊召政 著

《闲话水浒》十年砍柴 著

《172个被误读的史事真相》张港 著

《清算品三国》天行健 著

《鬼吹灯》 天下霸唱 著

《盗墓笔记》南派三叔 著

《小山词》晏几道 著

《人生若只如初见》 安意如 著

《怕是风流负佳期》 侯虹斌 著

《中国文化的命运》 梁漱溟 著

《北京地理人文图志：北京的红尘旧梦》 刘东黎 著

《中国武将列传》 【日】田中芳树 著

《梦侦探》【日】筒井康隆 著

《骗局》 《失落的秘符 》 【美】丹 ·布朗 著

《耶稣裹尸布之谜》[西]朱莉娅·纳瓦罗

在读

《春秋左传注》 左丘明 著  杨伯骏 注

《金庸茶馆》 倪匡 温瑞安 三毛 柏杨 等 著

《日落共青城》 pupu “编译”

《江湖丛谈》 连阔如 著

《九州 缥缈录》江南 著 （I II苍云古齿 已读）（III天下名将 在读）（IV-VI未读）

《金刚经说什么》 南怀瑾 著

《千古名将英雄梦》江湖闲乐生 著

《正儿八经说隋唐——818隋唐那些猛人》历史挑山工 著

《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 《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岳南 著

读这两本书，只因之前读了岳南的《风雪定陵》。考古、历史、文化，等等，交织而来，于千古穿梭之中，看出民族的艰辛历程，求索未来的发展之路。《解密记》以当年影响颇广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核心，详细记述了相关立项、研讨，以及引起的争论。尤其全部断代工程中的重要节点，《解密记》都予以充分而细致的记叙，读之无论对断代工程、还是夏商周的历史、以及考古工作的相关方法，都能加深了解、扩展视野。《复活的军团》则从始皇陵兵马俑偶现世间开始，将我们的目光拉向了两千多年前九州一统的铁血时代。那是我族性格第一次集体规范与凝练。它的骄傲与荣光，融于我们的血液；它的威武与刚强，支撑我们走到如今，走向前方。

《从梁山好汉看宋人社会生活：水浒乱弹》虞云国 著

读此书纯因偶然。盖之前读《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恶心至极。结果看到虞云国所著之文，吾大叹服，写出我所知想写、所知而不知如何写及所不知者，故亦转载于敝博。后于某电子书站偶看虞先生此书，便下而阅之。此书颇小，一者篇幅不大，二者内容不深。然一方面入手角度有趣，二则论述扎实，皆为可贵。所谓角度有趣，盖凡以《水浒》论历史，往往谈其成书明代，而讲其异于赵宋而实属朱明处，但此书则偏讲其本身折射出的宋代生活。如开篇讲“梁山泊”，便以黄河变迁为脉，讲述梁山一带地理之变迁。吾方知梁山处果真曾有巨大水泊，而非向所误解仅为小说家言耳。而虞先生治学严谨不必多说，虽为闲笔小文，自有史料支持，引用皆清晰注明，一丝不乱，虽小书足可见大家手笔。

《闲话水浒》十年砍柴 著

同为析解《水浒》，该书与虞著颇不同。该书乃从《水浒》中读出心机，读出黑幕，又读出作者所谓民族品格之类。余当年曾于天涯见作者之帖，不料今又读其著述。作者混迹官场社会多年，其解读梁山内部斗解颇有见解，想来于当年全民批判水浒处得益不少。然则以此类推所谓民族性格者，则不免仍带有明显右派民主文人的色彩，兹不赘言。

《172个被误读的史事真相》张港 著

颇有趣的历史读物。归纳出常见的历史误读，细细梳理，娓娓道来，读之颇有裨益，确实纠正了我不少历史常识的错误。不过作者偶亦理由牵强者，读时当细细思考，勿盲从而由一极端走至另极端。

《清算品三国》天行健 著

该书针对易中天之《品三国》引发的文化讨论及作品本身，提出自己的看法。先总论作者对该现象的看法，予谓颇公允。作者辩证论事，强调其引发的文化热潮，无论间有多少错误与问题，能够引起对历史等文化方面的关注，便为一大功，胜于诸多无聊热潮多矣。然又不当盲从易中天，尤其对粉丝的狂热情结要警惕，而应细细梳理，扬其长，而纠其误，不能因其长处而为其错误百般粉饰。作者对易中天的历史观点、历史论证予以剖析，尤其集中在存在问题与错误的方面。予以为整体论述比较精到，可以作为《品三国》的对照书目来看。不过有些主观上的问题，各执一端也算正常，并不能说天行健便对，易中天便错，可作不同观点视之。读书么，不在于给别人论出对错，而在于提高自我么。

《鬼吹灯》 天下霸唱 著  《盗墓笔记》南派三叔 著

读这两部书，实在因为有段时间无聊而烦闷，又想起盗墓的小说近几年比较热闹，再因之前读的一些考古作品，忽然就想读读它们了。先读的《盗墓笔记》，故事着实曲折有趣热闹，难为作者想得出来。引得我有些废寝忘食，一口气从头读到尾。无奈三叔修改太多，多种版本混合而来，往往便读晕了头。直到第一次读过的几个月后，找到完整的实体版，才弄清楚两处重要关节，理顺了整体的思路。——当然仍存在不少模糊处。尤其三叔更新本来就慢，又因商业原因拉长了故事，以致前后矛盾、刀不对鞘处不少，好在本是小说，不必细计较。只是几年写下来，还没有写完，一个大坑，让人不爽。前不久第七本出版，第一时间读完，结果仍然是坑，好在第八本已确认结束，而三叔又已在几天前动笔，等吧。

后来读《鬼吹灯》，才深感先读《盗墓笔记》不妥。因《鬼吹灯》开盗墓小说先河，许多小说中的唇典，如倒斗、摸金等，以及黑驴蹄子等道具，都是《鬼吹灯》设定出来的，直接读《笔记》往往不明所以。《鬼吹灯》的故事不如《笔记》惊险刺激，也不够抓人，我基本上断断续续读了很久才看完。长处则在于世界设定完整、故事更有逻辑、整体比较协调。胡八一与王凯旋的兄弟情谊，写得较深，颇有感触；而胡八一与雪梨杨的爱情，则着笔太少了些，让人可惜。

《小山词》晏几道 著

当年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小晏痴心写词，写活天下情痴。上古书韵楼丛刊，巾箱本线装，更添书香古韵。于嘈杂纷乱的周围，轻轻翻卷、细细品味，浑忘乎天地，唯系于纯美。拈花微笑。

《九州 缥缈录》江南 著 （I II苍云古齿 已读）（III天下名将 在读）（IV-VI未读）

因《此间的少年》而知道江南。因偶然翻同学《科幻世界》而知道《九州》。然后发现，原来《九州》里有江南。惜乎一直对奇幻小说兴趣不大，虽知《九州》，也常常关注相关情况，却一直没怎么读过。大一曾于图书馆借来《缥缈录》的第一部，看了半本便也没动，到期归还。后来写论文，以《九州》为对象，以文化现象角度分析，而未涉及其内容，实因未曾读而藏拙。不过最近却想读些以前不爱书的书，于是乎便选中了《缥缈录》。

一页页翻过，很喜欢听的那首歌《九州缥缈录 乱世歌行》的歌词，不断涌现于脑海，马步裙、爬地菊、虎牙枪、苍云剑，等等词句，一下子从单纯变得形象而深刻。很别致的阅读体验。而《缥缈录》中涉及的九州设定，东陆的设定，让我直接想起东周诸侯争霸；而北陆与东陆的纷争，活活便是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千年战争史。虽然江南笔力矫健，但相似的设定却削减了阅读的趣味，希望后三卷半中能有突破。

《先秦史》吕思勉 著 （在读）

吕先生的历史作品，似乎不必多说什么，也没有能力多说什么。吕先生多直引先秦史料元典，兼用文言，读来略费力，却受益更深。

《梦侦探》【日】筒井康隆 著（在读）

先有《梦侦探》，再有了今敏的《红辣椒》，最近才有了兰诺的《盗梦空间》。不过我反却把顺序完全反了过来，先看了《盗梦空间》，大为赞叹；才知前有今敏的《红辣椒》；看过《红辣椒》，才知道它乃改编自小说《梦侦探》。又开始读小说。不过中文版小说刚刚出版，还没有购入；在线试读又不多，只好等来日读完再细写了。

《千古名将英雄梦》江湖闲乐生 著《正儿八经说隋唐——818隋唐那些猛人》历史挑山工 著

这两部，乃天涯“煮酒论史”版的帖子。前者已出版一部，然而前不久第二部的出版却夭折，作者希望再找其他出版社出版；后者作者有出版的想法，不过暂未实施。

这两帖，跟了好久，却不知在这里如何评论。勉强说的话，第一帖更加吸引人，历代的名将，很热血的话题；第二帖的长处，则在于讲述源于史料的《隋唐》，可以廓清历史面目，免得对那时的了解都源于评书话本。不过挑山工的行文仍有欠缺，且历史观点过于简单，有时还很随意，还偶有未成形处。对现实的某些不满，也影响了作者某些历史评断，结论常常草率。相对而言，闲乐生在行文、立论方面，都更好一些。

*

草草记述一下，时间紧迫，也不再多写了。仅志于此，希望读书不辍，充实不已。

——庚寅十月初九
于北地悼芹轩

倾心未吐郁千结

双蝶云散人何处

一曲知音琴后绝

时余读初中，方触电脑，偶见游戏《破碎虚空》攻略，颇觉趣味，也就记下传鹰、高典静、白莲珏等。后来偶随表哥游某网吧，于信息港武侠栏，赫见《破碎虚空》四字，方知原有小说。后不久吾友“老魔”程虎溺武侠极深。余与语该书事，彼即租阅之。再言此书，却知原著故事，与游戏颇有不同。尤其感情一线，竟与高、白二人皆无后文。是时余情窦初开，且由攻略数语，便瞩高典静，而游戏也有传高结局，相形之下，再无翻阅之心。

展眼十年过去，突然想补读此书，便置汉王之中，一气阅毕。虽仍对玄幻接受不能，高典静却更侵我心，纵然着墨不多。十年前老魔说伊人嫁于某商，今日读来，依然心碎，怜且恨之……若如祁般勇敢，兼无祁之不合，与传鹰同游天下，共参天道，岂不美好！双蝶云烟人何在，一曲知音琴后绝。哀哉，惜哉……

似要异于项少龙御女无数，传鹰虽逢姝不寥，然皆已修道为由有缘弃份，敷衍出黄易版“一见杨过误终身”。我虽有求道寻悟之心，却无因之弃情之念，反由书中几段情感，生出自己的牵念来。

白莲珏——肉体的亲密，未必是双向的情感，却带来单向永远的失落……

楚楚——若三角两边，爱情与友谊，当早理早清，拖延只是更多纠葛……

高典静——心灵的契合纵然至高，依然不能忽视感情的呵护与技巧……

祁碧芍——再一见钟情、再海誓山盟，追求不同，终难共历苍穹……

维族姐妹——露珠情缘，会在男人心里留下什么……

——己丑腊月廿一
手机于铁墙内

就在社会上反右斗争风起云涌、已成燎原之势，工作队人人自危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历史的报复也随之悄悄地来临了。

已经贴在有机玻璃上，并作过简单技术处理的织锦品，经过冷空气的侵蚀，慢慢变硬、变脆、变色；光彩艳丽的刺绣珍品，也在空气的侵蚀中，发现大面积的黑斑，并开始整体霉烂。深藏在棺椁中的尸体，会怎么样呢？

一天，白万玉把赵其昌约到陵园内一个僻静处，悄悄地说：“听仓库保管员嘀咕，里边的东西全变质了。”

赵其昌一惊，脑子里嗡嗡地响起来。他一把抓住白老的手，心情激愤，眼里射出怕人的光：“这是真的？”

“是保管员偷着和筹建组领导汇报时，我从旁边听到的。”白老解释说。

赵其昌捶着脑袋：“完了！”

这个信息如同一声炸雷，使他几乎昏了过去，半晌没有作声。白万玉焦急地问：“怎么办？你倒是说话呀！”他这才想起夏鼐临走时的嘱托：“如发现不祥之兆，赶紧告诉我。”

目前的情况已经不再是“不祥之兆”，而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惨痛事实了。“赶快告诉夏所长，让他想办法吧！”赵其昌急切地对白万玉说。

白万玉当天就赶回城里。消息传到了北京，夏鼐立即来到了定陵。仓库打开了。夏鼐和赵其昌等人走了进去。昏暗的屋子里，一股腐烂发霉的气味扑鼻而来，一块块有机玻璃靠墙排列着，上面粘贴着的织锦品，早已失去了往昔的华姿与丽彩，不管原先是鹅黄、淡青、还是绯红，都变成了乌黑的云朵。夏鼐以为是尘土封盖和灯光昏暗的作用，产生了这奇特的效果。可是，当他把一块玻璃拿到亮处观看时，眼泪却唰地流了下来。温暖的阳光照在玻璃上，织锦品如同一块核桃皮，皱巴巴地缩成一团。他伸出颤巍巍的手抚摸着，织锦品不再柔软华丽，软绵绵的身子变成一块僵硬得刺手的黑铁片，翘起的部位经手一触，便哗啦啦掉到地上。如同腐朽的树皮，在飓风的吹动中飘然离开母体。夏鼐颤抖着放下手中的“织品”，一言不发，在仓库里来回走动。

皇陵发掘的前前后后，夏鼐是一位最清醒的参加者。他的清醒不只是对考古知识的精湛研究，而且是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现状的深刻了解，也是很少有人与之相比的。在定陵发掘之初，他就预感到了未来的结局。对于他的高瞻远瞩，不必要等到三具尸骨升腾起冲天大火时再作结论。目前的状况，已经初露端倪了。

面对几十匹松树皮似的织锦品，夏鼐带着无尽的悲愤和无可奈何的哀叹，当日返回北京。

不久，消息又从北京传回定陵，暂时改变了定陵发掘人员和出土尸骨及器物的命运，使这场悲剧在尚未达到高潮之前，暂时降下帷幕。发掘工作再度以喜剧的形式出现。而恰恰是这段喜剧，才增添了整个悲剧的氛围。八年之后，当它真正达到高潮时，即使是共和国的巨人，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望空兴叹了。

*

一个星期后，定陵棺木被扔的消息传到夏鼐耳中。这位大师全身发抖，脸色煞白，不停地在房里走动。马上打电话让博物馆重新捡回棺木，加以保护。可是，空荡的山谷早已不见了棺木的踪影。

31年之后，当我来到颐和园，找到当年的发掘队员李树兴了解这段历史公案时，那位主任竟然戏剧性地和我们相遇了。真是山不转水转，天地太大也太小，在这偶然的背后，实在是蕴藏着一种不可捉摸的必然。

当年的主任两鬓雪丝，已经退休了。今天，他正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为党的事业再献余热。尽管我们知道他为扔棺的事，后来受了个警告处分，从而成为他心中最为敏感的政治伤痛，不便提起。但既然有缘相逢，还是顺便问一句好。

“听说那棺木是你决定扔的？”有点明知故问。

他的脸轻微地抽搐了一下，眼稍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哀与痛楚，声音低沉无力：“就算是吧。”

“怎么叫就算是？”

“其实在扔之前，我已请示过领导，包括文化局领导。你想我一个办公室主任怎么敢作出那样的决定？”他的声音比先前大了些，显然有些激动，“当事情追查起来时，这些领导就不再承认了，我也就只好自认倒霉吧。”

望着他那有些悲怆的面容和真挚的哀叹，我们相信他的话是真实的。如果没有更高层领导的指示，他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是断然不敢这样自做主张的。可惜没有人再出来承担这个责任，历史的罪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还要记在他的身上。想来他也实在是一个让人同情的悲剧人物。

采访完毕回到城里，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仍在思索着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无论责任在谁，棺木被扔却是事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一座皇陵博物馆连帝后的棺木都不能容纳，它还能容纳什么？还需要他做什么？烦恼困绕着我们，正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电视机里传出了一阵骚乱的杂音。只见一个光着膀子的彪形大汉，正要举一对大得吓人的杠铃。这是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实况转播，一场精彩项目的角逐。只见这位运动员活动了一下筋骨，抓把白粉在手中搓搓，潇洒地来到杠铃跟前，弯腰弓背，两手死死抓住铁杠，随着气贯丹田、力运双臂的一刹那，杠铃腾空而起，骤然落在他的肩头；电视机里再度爆发起喝彩嘈杂之声。他想借余力再一用劲，以便将杠铃举过头顶。遗憾的是，他已经做不到了。他的腿哆嗦起来，整个身体都在摇动。尽管他二目圆睁，全神贯注，但自身的筋骨承受不住这强大的压力，意志与精神只得向肉体屈服。杠铃终被扔了下来，险些砸了自己的双脚。这个惊验的动作，冥冥中透出一股强大的难以名状的辐射力，使我们顿悟。电视机中的杠铃和我们发掘的定陵，竟有着某种富有哲理的联系。一座定陵，囊括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精髓，无论是它的建筑，还是葬制，都能从中探寻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和发展脉络，几乎每一件殉葬品都镌刻着苦难的历史足迹和人类行进中的气息，标志着华夏文化与政治制度的成熟与衰亡。对于今天的人们，或许这个包裹太沉重了，沉重得如同运动员手中的杠铃。要背负起这个包裹，就必须具有承受重压的心态和身体素质，以及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而那时的共和国，只不过如同一个十岁的少年，骨骼正在成长，肌肉尚未发达，血液仍是鲜嫩的浆汁，虽已漫步行走，却不能健步如飞，十岁少年纵有千里之志，毕竟尚难仓促行进。如果凭一时的兴趣或冲动，其结果必然是步履不稳，像这位运动员对待沉重的杠铃一样，带着无尽的遗憾与痛苦，将包裹扔在脚下。若躲闪不及，伤了自身的腿脚，从此一蹶不振，也未必没有可能。

这一令人回味的哲理，倒是在定陵之外的颐和园得到启示。

真是有趣的启示。

*

箱子被一个个打开，只见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骨完整地躺在里面。这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人员，经过一年的努力，才把三具零散的尸骨用铁丝穿制成一个完善的整体。“文革”前，三具尸骨一直放在该研究所保存，“文革”爆发后，该所领导人怕有闪失，决定物归原主，以图安全，想不到劫难还是来临了。1966年8月24日，这是中华考古史上最为悲怆的祭日。据定陵博物馆职工师峰后来回忆，这一天从早到晚，始终未见到太阳。

三具尸骨摆到定陵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由W组织人员进行批斗。除尸骨外，还有一箱帝后的画像、照片等资料性的“罪证”，和尸骨一同被抬了出来。帝后的三幅画像是清理地宫时，发掘队员曹国鉴精描细绘画成的。仅画像上的金粉就用了二两之多。

W为了显示这次声势浩大不同寻常的批斗大会，特意作了一番精心安排。她派人到长陵管理处、长陵供销社、林场、粮站、学校等单位联系，要求他们派人前来声援。与此同时，有人建议批斗结束后，将帝后尸骨砸碎焚烧，以示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和气魄，W当机立断，拍手赞成。下午2点15分，定陵园内的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除邀请的几个单位人员外，还有附近农村的农民、红卫兵、学生，人们纷纷前来，要亲眼看看这壮丽辉煌的场面。

三具尸骨整齐地摆放在一起。万历皇帝的尸骨在中，两个皇后分居两侧。周围堆放着帝后画像和照片资料等实物罪证。一切准备就绪，W开始带头高喊革命口号：

“打倒当权派！”

“打倒保皇派！”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

“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口号刚一结束，W冲人群大喊一声：“革命现在开始！”

话音刚落，十几个大汉便把怀中抱得太久的石块，猛力向尸骨投去。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动，三具尸骨被击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

人群开始涌动，惊讶、困惑、麻木、赞叹、欢喜……各种目光一齐向W射来。W心中一热，立即吩咐身边的人员：“点火烧了他们！”

一声令下，烈焰腾起，广场一片火海。木柴伴着尸骨，在烈焰中“叭叭”炸响，似在呻吟，又像在反抗。浓黑的烟雾扭成一股股烟柱，交错着，拥抱着，不情愿地向天空飘去。烟灰四散飘落，纷纷扬扬，空气中散发着刺人肺腑的气味。

不知是尘世上狂热的冲动和盲目的激情感动了上帝，还是万历帝后的灵魂作祟，正在升腾、浓烟喷射之时，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大雨倾盆而下。观光的人群四散奔逃，烈火无声无息地熄灭，燃烧的尸骨在涌动的水流中浮荡漂摇，和翻起的泥土溶为一体，重新回到了广袤的大自然之中。

为时太晚的反思

在万历帝后的尸骨被焚二十三年之后，我们来到了十三陵特区，以历史记录者的身份，寻访在那动荡岁月中留下的残迹。

在陵园的机器房里，我们见到了当时亲手用朱漆喷刷明楼巨匾并参与焚烧尸骨的小个子青年S。S已不年轻，显然比当年成熟多了，昔日的狂热在他的身上已很难见到。当我们想证实他的出身时，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过来。这是“八一”小学的记念册。S说：“八一小学是聂荣臻元帅创办的，因此又叫聂荣臻小学。当时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全是名门之后。”打开扉页，是**、朱德、周恩来等和学生们的合影照。一所小学校能得到如此众多的巨人的关照，实属罕见。翻到1956年的毕业合影，S指着右上方的一个矮矮胖胖的、逗人喜欢的孩子说：“这就是我。左边是×××，右边是×××……”他一个个地说着名字，以及他们的父母，似乎为那天真烂漫、辉煌壮丽的少年时代而陶醉，而自豪。这种自豪一定长久地注入他的心中，并有可能成为他生活中的支柱。要不，他是不会把这个纪念册带到机器房来的。

当我们拐弯抹角地将话题扯到焚烧尸骨一事时，本想他会不高兴或者对这段事实及自己的行为加以掩饰，可他的坦诚令我们吃惊。他对那段往事毫不遮掩和否认，对自己当时的行为直言不讳，还对一些细节作了补充和解释。他说：

“‘文化大革命’害了一代人，同时也损害了一大批文化遗产。你们问的两件事都是真的，我上明楼用漆刷匾，那天风很大，梯子绑得又不牢靠，真像天梯一样，走到顶点就能感觉到湿乎乎的云雾从耳边擦过。那时候可真有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劲头。要是现在啊，给我多少钱也不敢干。你想想，如果摔死不就白死了。现在我腿上和头上的伤疤，不但没人管，自己也不好意思讲，像小偷去偷东西伤了身体一样。那时候也真叫傻，人家匾上那定陵两个字碍着我什么事？可我当时却认为是反动标语，非要上去遮盖、用漆涂掉不可。这是何苦呢？但还是一本正经地去干了。

“前些日子文化局又来人调查焚烧尸骨的事，让当事人签名。我签了。自己做的事就要承认，我不像有些人，砸的时候风头出的比谁都狂，可一旦追究下来，又像个老鼠一样缩进洞里不敢露头。好汉做事好汉当嘛。况且这是在文革的大气候中干的，像这样的浩劫，几乎全国每个文化遗址、博物馆、园林都有。尽管现在公安部门把定陵焚烧尸骨、第二毛纺厂武斗、黑山寨劈孩子，列入昌平县文革三大要案，可到现在一个人也没处理，法不责众嘛。这是中国的古话。退一步说，真要是进监狱，大家一起去。承认的要去，不承认的也要去，**的官司从来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何必躲躲闪闪？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把我们这些人抓进监狱也不觉过分。尸骨毁得太可惜了，这不是我们吃饭的碗和筷子，砸了断了还可买同样的。可这尸骨又哪去买？即是买来也不是万历帝后而是别人的了。你们要把这场悲剧写出来，告诉后人，不要再折腾了，再折腾下去中国的文化就完蛋了……”

S不愧是名门之后。说这段历史时，仍不失大家风度。他的神态、动作和口惹悬河的滔滔解说，似乎让人感到是在做一次学术演讲，或者是胜利后的总结报告，抑或是在叙述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别人的事。他的身上，我们领悟到了太极拳的奥妙。太极拳为中国所独创，太极拳刚柔相济的精华，就是中国人的处世哲理。

与小个子S相反，当我们在昌平县城见到当年那位“文革”女主任W时，她满脸忧郁，两鬓过早地染上了雪丝。她在农村长大，从小饱尝贫寒之苦，至今仍不富裕，两间不大的屋子，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外，找不到更值钱的东西。也许愚昧和无知使她过早地走向衰老。

当我们把话题扯到“文革”那段岁月时，她对自己一生最为显赫的时代，并不感到自豪和骄傲。她的脸尽管也抹上了淡淡的红晕，但看得出是因羞涩和痛悔所致。她没有提及自己当年如何指挥的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只是说自那场“革命”之后，几乎天天都做恶梦，梦见万历帝和两个皇后，拿着大刀要杀她。每次梦醒之后，都发现枕头被冷汗浸湿一片。这个梦缠绕了她20多年，以至使她青春早逝，并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她的身体越来越消弱，常常感到步履艰难，气力不支。她说也许这是报应，后悔当初不该那样无知和狂妄。

临别的时候，她疲乏的眼里流出了热泪。她真诚地把我们送出好远好远。望着她瘦削的身体和满脸的倦容，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创造了震惊中外考古界巨大的悲剧的导演和主角。人真是个难以捉摸的怪物。

当我们把S和W此时的心情告诉当年的“保皇派”领袖孙志忠时，这位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汉子愤愤地说道：“现在他们后悔了，当年要不是他们的愚昧和野蛮，何以连祖宗的尸骨都没能保住？”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可惜，无论是S还是W，都悔悟得太晚了。

*

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在此之前，他和夏鼐在党校的一个角落里相遇。四目相对，两位文化大师热泪盈眶。当他们谈到定陵的发掘一事时，吴晗以极度的悲伤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朝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在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惜这方面的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拿来化验一下好证实真伪，然而一把火，就什么也别想了。”

夏鼐表情复杂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作铭，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论争，你和老郑是对的。你比我看得更远……”吴晗说着，泪珠又落了下来。

*

当赵其昌、王岩来到定陵，同定陵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王秀玲找到文物仓库保管员李亚娟，李亚娟拿出当年被称作“变天帐”的发掘原始资料时，不禁大为震惊。几百份资料，数千幅照片特别是那几大册现场记录，历20年苍桑竟完好无损，这不能不算作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李亚娟原是北京市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1958年定陵出土器物在神武门展览时，被临时招聘为解说员，以后便来到定陵博物馆负责仓库管理工作。在大多数人失去理智的“文革”狂潮中，李亚娟始终以清醒的头脑，不惜代价以尽职责。当万历帝后的尸骨在无奈中被迫交出时，随着升腾的火焰和飘缈的尘灰，她曾流下过痛苦的泪水。也就在那时，她下定决心，要以生命作代价，保住仓库中的一切器物。“造反派”火烧尸骨后，曾多次威逼她交出万历帝后的服饰、金冠。她被打得口鼻流血，几次昏倒在仓库门前，但她却以难以想象的意志与精神，使这些稀世珍宝免遭劫难。尽管她家里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患先天痴呆症，需要照料。但在1966至1968年形势最严峻的三年中，她几乎和家中断绝了来往，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定陵博物馆，日夜守护仓库，使造反派无可奈何。随着形势的好转，她又开始对仓库中的器物进行整理，并采取力所能及的保护措施。数千幅照片底版，正是在她不断的晾晒和保护下，才完好如初没有出现发黄变质现象。

李亚娟只是一个具有初中文化的女性，对于文物的保护与管理，则是出于职责的考虑，未必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层认识。直到1985年她患肺癌去世时，仍是一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通观她的人生经历，的确是极为平凡的，就像江河湖海中的一滴水珠，没有腾起过壮阔的波澜，也没有留下洪大的声响。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事实上，也正是像她这样的“小人物”，在共和国艰难的进程中，胼手胝足，用热血和赤诚默默地书写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

2100年前，阿房宫和秦始皇陵相继升起冲天烈焰；20个世纪后，明定陵园内又燃起了大火。悲剧总是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不断地上演，中国的文明几经兴衰沉浮，变得残缺不全，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当定陵园内烈火升腾、万历帝后的尸骨化为灰烬时，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拿破仑皇帝的一根头发在西方竟以五百万法郎的价值拍卖。我们最早地拥有了火药，却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而备受洋枪炮舰的袭击。我们拥有灿烂的敦煌瑰宝，却眼看着外国人一车车运走。直至今天，尚有人不惜一切代价，将祖国珍宝偷运出境，以牟取暴利。在世界的每一家博物馆里，几乎都有中国的文物，而我们却很少有外国文物的收藏与展出。破坏与出卖，几乎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怪圈，困惑着我们的身心。不知何时才能冲破这个怪圈，重新认识和保护我们的文明，并以热情与责任构筑起民族文化的大厦，使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再展昔日的盖世雄风。

凯罗·纪伯伦说过：“当你们中间有人跌倒的时候，他是为后面的人跌倒的，是一块绊脚石的警告。”这极富哲理的箴言，对于定陵的发掘和今天的我们，都是一个深刻的启示。

失去的，永不再有。

现存的，应该珍视。

让我们肩负起中华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同我们的祖国一同走向二十一世纪新的征程。

——己丑腊月十二
于北大荒

此书章节安排有趣，一章古一章今、一章今一章古，今古交替间，万历年间诸事，与五十年代京城众人，仿越时空，沟通牵连。

开卷未几，便见开启定陵的主推者——吴晗。而后，极快转入吴晗弥留之际，述其掘陵悔意。又以速写之法，勾出红棺帝骨归途，一衬吴氏痛苦之源，一使此痛隐隐刺入读者心中。

殆笔锋切回最初吴氏寻求开陵初始，以解决学术问题为由，人当无可反驳，然则终其看来，仍不脱草率。而夏鼐、郑振铎二老远见卓识，令人叹服，也更令人叹惋。而当最终拍板的决定，却由周总理作出时，我不得不微微苦笑一下。纵然我无比尊重总理，但学术之争，且不牵扯外围，却交由政治人物拍板决定，总让人无奈。突然有些无耻地想到，吴晗因政治胜利，最终又因政治跌倒，并成为大动荡的序幕——历史，确实常常很无语。

其实，虽然当时保护技术，并不足以完好保存出文物，但新中国万象更新，以及学界试图有所突破，都全可理解，并当十分支持。只是，许多时候，学不仅仅是其本身。它太单纯，又太脆弱。当外界因素轻而易举影响之、侵入之、主导之、取代之，一切本身单纯的目的，都已流云飞散。再痛惜，再后悔，徒劳无益。一切都变不回去。——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并非一直叙述开掘的过程，而是如前面提到那样，在一章记述之后，就有一章切回万历年间，于定陵的今生同时，娓娓道出定陵的来源。张居正、冯保、高拱、李皇后、朱翊钧、张四维、申时行……等等熟悉的人，又一一出现，开始构建万历年间，那些扑朔迷离的故事。《明朝那些事儿》中，曾提及申时行因皇陵选址而遭人弹劾，不过所叙草草。今次则比较完整了解事态来龙去脉。也算是件意外收获。

提到万历，总又不离那些名闻。祭天祈雨一段，直令我想起《万历十五年》，措辞言语极端相像。而提及郑氏，亦于黄仁宇所断相合，言其知文达理，与万历心想契合，而使朱翊钧灵魂乃有栖息之所。

无奈下班时到，读至郑妃处，不得不离开。而前章提及开掘进度末，却已隐约透出来年将至的暴风骤雨。虽然中断阅读，依依不舍，但断处恰成勾人扣子，引我继续阅读。以我一贯习惯，当于读毕全书后，方下笔记录；今则破例，实则不能抑制书写之欲，而可见该书之可读。

尤于《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之后读它，更可反该书可读，及袁书之烂矣。

——己丑腊八
于北大荒养文轩

虞云国：对历史的轻佻与侮慢——评袁腾飞《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 文汇报

号称“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袁腾飞先生推出了《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1）》（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8月版），向公众开讲中国史，这一册涵盖了鸦 片战争前的中国古代史。作者自序引用了国学大师钱穆《国史大纲》卷首语：“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 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显然，作者是以此为讲史准绳的，而我也正是以这种标杆去拜读袁著 的，但读完全书，不仅领悟不到他的温情与敬畏，扑面而来的却是他对中国历史的轻佻与侮慢。

一、考据学“这个玩意儿实在没什么意思”

袁著自序声称，“历史应该是论从史出，得出的每个结论应该有史实做依托的”；还说自己“至少让学生不要相信没有史实根据的事情”。我无缘亲聆其课，只能凭借他这本《玩意儿》来领教，看到的却是纷至沓来的史实出入。以下试从十个方面说明，限于篇幅，每类仅举一二例证。

其一，小说家言。除非运用陈寅恪那样的诗文证史法，一般情况下小说戏曲是不能当作史料的。而袁著说，商末“比干因为劝谏被挖掉七窍玲珑心，后来成了文财神”（原书页58），文财神之说纯属齐东野语，即便《封神演义》里，姜子牙封比干为文曲星，也不是文财神。类似情况还有宋高宗把岳飞“十二块金牌召回风波亭干掉”（页177），风波亭也仅见于《说岳全传》之类的小说家言。对岳飞有全面研究的王曾瑜先生在其《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里指出：“后世传说岳飞死于风波亭，宋代无此记载，故并不可信”。袁著却把这些小说或戏曲中的艺术创作当成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其二，子虚乌有。袁著有些叙事根本找不到史料根据，完全属于自产自销。例如，他说，“蜀国建立后，诸葛亮只活了九年”（页75），页262他再次说：“诸葛亮在蜀汉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或‘蜀’”，而《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其卒于建兴十二年（234），至今尚无史料说他死于230年。袁著又说，厓山之战后，“张世杰准备退往印尼、菲律宾，重整旗鼓反攻，不幸遇到台风遇难。” （页184）有关记载只说张世杰“将赴占城”（在今越南南部），而“不能达”，从未见其“准备退往印尼、菲律宾”的史料。倘是著者独家发现，切盼公诸学界同好。

其三，张冠李戴。袁著颇有将不相干的人事与言论派错主人的情况。例如，他论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却引“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为证（页63），这不是王充的主张，而是荀子的高论，语见《荀子·天论》。1004年澶渊之盟前夕，宋真宗御驾亲征，却不愿过黄河。袁著说“寇准特生气，但也没辙。太尉高俅拿着鞭子抽抬轿子那帮人，瞎了眼赶紧把皇上抬过去。”（页166）随从真宗北征的殿前都指挥使姓高，也确可称为高太尉，但他不是高俅，而是高琼，《宋史》有传。那时，估计高俅的爷爷还没有出世，而且两人虽然同姓，却非一族。作者张冠李戴，在年代上相差达一个世纪，实在离谱。

其四，以偏概全。历史上的人、事、物丰富而复杂，决不可盲人摸象，固执一端，袁著却时有这类错误。例如，他说，“中国古代的五种兵器，排在第一位叫‘殳’，很好听的名字，其实就是木头棒子。”（页20）据《汉语大词典》，殳“以竹或木制成”，只说其“木头棒子”有失全面。而且，其“顶端装有圆筒形金属，无刃。亦有装金属刺球，顶端带矛的”例如，他说，“蜀国建立后，诸葛亮只活了九年”（页75），页262他再次说：“诸葛亮在蜀汉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或‘蜀’”，而《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其卒于建兴十二年（234），至今尚无史料说他死于230年。可见它有金属矛头，随县曾侯乙墓就出土过铜殳，将其说成是纯木头棒子显与现存文物有出入。作者还讲到“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飞是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这个是挺不容易的”（页152）。即便不说宋初枢密使与副使多由武将担任，即便杯酒释兵权完成后，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也不止狄青与岳飞两人。太宗朝有曹彬，真宗朝有其子曹玮。仁宗朝除了狄青，还有王德用，他们两人还都升任枢密使。钦宗朝名将种师道也担任过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枢密副使），与岳飞同时，高宗朝武将当上枢密使则有张俊与韩世忠。

其五，混为一谈。历史上有些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即便同一制度，在不同朝代，其执行情况有时并不一致。而袁著往往不加辨别，缠夹混淆。比如他说：“从秦朝开始则奖励军功，按军功授爵。所以中国古代的有爵位的人，一般都是立下战功的，文官也一样，比如曾国藩和李鸿章，立战功了才封爵。”（页47）。这是把秦的军功爵与其前后的一般封爵制误为一事。例如司马光，从《资治通鉴》第8卷起，就有“河内郡开国侯”的系衔，可他从来没有战功，类似情况秦汉以后可以找出很多。著者还说， “按照中国古代的礼法，明朝以前凡是先帝驾崩，不能生育的嫔妃一律殉葬，武则天也应该勒死殉葬的。”（页103）这一说法大有问题。秦始皇死后，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其后，尽管有个别妃嫔自发殉死的例子，但后宫殉葬即不见于各朝典制。唯有明朝，从太祖至宣宗一度恢复妃嫔殉葬，明英宗临死前明确废止这种倒行逆施。袁著根据明朝前期相关情况，便判定其前各朝礼法历来如此，未免太想当然。

其六，顾此失彼。中国历史上有些事件、制度或现象，年代跨度很长，叙述其起讫兴灭自应前后照应。在这一问题上，袁著颇多顾此失彼的疏误。例如，他讲到法家法治时，以贵族有“免死金牌”相对照，只说“像清朝的法律里面，贵族犯罪有八议”（页34）。作为一种法制规定，八议源自《周礼·小司寇》的“八辟”，秦国商鞅变法废止，汉初承秦制，八议未列入律法，但魏晋南北朝与隋朝，八议都见诸于律文。现存中华法系代表作《唐律疏议·名例律》就有《八议》专篇。袁著只拿清律说事，便给人迟至清朝才有八议的错觉。

其七，大胆臆测。对自己不甚了解的历史情况，袁著有时所下结论之大胆令人咋舌。例如，他指出：唐代“开元通宝的‘开元’意思可能是国家刚刚建立，开辟新纪元，它不是年号，否则的话开元通宝就成了唐玄宗的钱了。以年号铸钱是北宋开始的，北宋以前的有唐一代，就是说整个唐朝，它的钱都叫开元通宝” （页115）。 “开元通宝”诚然不是唐玄宗的开元年号钱，但他的其他推论却大错特错。首先，说“以年号铸钱是北宋开始的”，就是想当然。现知最早年号钱是十六国时成汉主李寿在汉兴年间（338－343）铸造的汉兴钱，币面铸有“汉兴”二字。其次，说唐代的钱“都叫开元通宝”，又是想当然。唐代也有年号钱，例如唐高宗乾封元年（666）的“乾封泉宝”，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的“乾元重宝”，唐代宗大历年间的 “大历元宝”，唐德宗建中年间的“建中通宝”，连叛将史思明年号顺天（759－760），也曾铸“顺天元宝”钱。以上唐代年号钱，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都有拓本，至于其书所载五代十国年号钱更是不遑列举。

其八，强作解人。这是袁著面对自己拿不准的史实时，自以为是的做法。例如，他讲授时历，“郭守敬算出来一年是365.2425天，跟现在的实际运行时间差13秒。今天拿电脑，当年连算盘都没有，可能是地下摆棍算的，厉害。”（页189）且不说有研究者指出，《清明上河图》卷末“赵太丞家”药铺上放的就可能是算盘，但元初画家王振鹏在《乾坤一担图》里所画货郎担上确有算盘出售，可见至迟宋元之际算盘已经流行。故而袁著说郭守敬可能摆棍算，即仍用筹算，连算盘都没有的结论，就太过武断。袁著还说，“所以今天郑和下西洋到底路线怎么走的，不知道。”（页253）马欢曾随同郑和三下西洋，著有《瀛涯胜览》，费信也四次随郑和远航，著有《星槎胜览》，两书都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抵之地。如果他认为二书还不具体，不妨查阅中西交通史大家向达整理的《郑和航海图》（收入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就不会贸然得出“不知道”的结论。

其九，懒于查核。袁著有些常识性错误简直难以置信。例如，北宋“太祖皇帝有遗训，刻在碑上。……祖训的第三条是不加田赋”（页154）。此即有名的“宋太祖誓碑”，《中国历史大辞典》权威释文曰：“南宋初相传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秘密刻一碑，立于寝殿之夹室，称为誓碑。誓词三行，内容大略为：一，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要求子孙遵守。传说誓词文句虽略有出入，但主旨基本相同。”倘若祖训第三条如其所说，就不是文句略有出入，而是大有不同。但誓碑有“不加田赋”的说法，从未见诸于两宋史料（对此说所出王夫之《宋论》，张荫麟早有驳正）。袁著还说，“成祖的帝位来得不正，他是抢建文帝，抢朱棣，所以他总是心中有愧。成祖继位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朱棣的大谋士方孝孺给抓起来。”（页251）这里错得骇人听闻。显然，袁著认为建文帝就是姓朱名棣的那个人，殊不知朱棣正是明成祖的尊姓大名。为建文帝殉节而死的方孝孺，倘若在九泉之下知道自己硬派给朱棣做了大谋士，恐怕真要气得再死一次。

其十，疏于考证。袁著对史实考订颇为不屑，往往开口就错。他说，李善长是“太子朱标的老师，要上法场开刀。马皇后就不干啊，因为那个马皇后是中国历史上的贤后嘛，她就不干。不干她就不吃饭，绝食。哭”（页198）。当太子朱标老师的是宋濂，《明史》本传说他“傅太子先后十余年”，晚年因长孙“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明史·马皇后传》说：“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问故，对曰：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并未绝食，而是预设斋饭。《明史·李善长传》没说善长担任过太子师，其株连被杀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而据《明史》本传，马皇后死于洪武十五年，倘据袁著，八年后她还为李善长绝食求情，岂非白日见鬼。

讲史或著史，史实偶有舛误，即便司马光也在所避免。问题出在袁著对史实考证的轻蔑态度：“考什么你考？这个就属于文字狱遗风，要我说就是被吓傻了，干点有用的学问，这个玩意儿实在没什么意思！”（页224）他批评乾嘉考据在文字狱的高压下流于繁琐，固然不错，却因噎废食，把史料考证从史学研究中彻底驱逐出去。他决绝表示：“现在的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考据学，反正我就忌讳这个。别人问我这个，烦的不得了，所谓考据学，……吃力不讨好，和现在的八卦新闻效果没什么区别。”把史料考证与当下八卦新闻等量齐观，充分表明他对历史学缺乏起码的常识。惟其如此，袁著也就根本无法让人相信他的每个结论都是“有史实做依托的”。

二、“历史说得比相声还好”？

传媒为袁著设计的广告词很夺人眼球：“历史说得比相声还好。”拜读下来，略加归纳，他把历史说成相声的手段主要有两招。

第一招，轻薄的嘲讽与低级的谩骂。比如，说管仲“这个家伙从小品德不太好”（页22），却举不出过硬的事例。讥刺武则天是“唐高宗娘兼老婆”（页125），纯然一种轻佻的口吻。至于说完颜阿骨打是“天生打架王”（页170），则抹杀了女真族反抗契丹贵族压迫的正当性。骂李自成为“造反专业户”（页210），更是无视农民逼上梁山的客观史实。

这些还算客气的，再进一步就是失去理性的谩骂。袁著大骂明朝，是“那些王八蛋皇帝，流氓建立的朝代”（页101），“明朝因为是贼王八建立的王朝” （页202）。至于朱元璋，“你看那厮长得那模样，哪有一点帝王福相啊。……这家伙是贼王八出身嘛，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酸的皇帝。这种王八蛋一当政，必然是采用暴政。” （页196）他还说，“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那洪秀全就甭提了，那家伙，把他比成什么都不算是对那东西的侮辱。”（页199）讲述历史，对前代与古人表达褒贬，势所难免。但这种价值判断，除了史料依据，还必须建立在理性分析之上，而不仅仅是情绪性的宣泄。

不仅如此，袁著先骂明武宗“整一个傻叉”（页207），再骂嘉靖帝与万历帝“又两个傻叉”（页208），最后骂明熹宗以下“全都是傻叉”（页209）。寻思半天，才恍然大悟，所谓“傻叉”，即是“傻Χ”，即国骂后省略的那个脏字，连这种不堪入耳的字在讲课与教材中都一再使用，确实无愧史上最牛。但历史学是合乎逻辑的思考，充满理性的产物，即便你有历史的激情，也绝对不能泼妇骂街。

第二招，夸诞的比拟与无聊的搞笑。在普及历史的过程中，确有必要进行通俗化的尝试与趣味化的探索。然而，袁著却为了追求趣味而丧失了品味，为了强调通俗而自甘于恶俗。他为了说明华夏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夸张地说，“孔子说的都可能是闽南话。”（页54）为了强调朱元璋出身寒酸，著者说：“刘邦在前朝好歹还是街道居委会治保主任，还是奥运志愿者，领一帮老太太还能干这个干那个呢。”（页196）而班超出使鄯善国，享受的是“五星级宾馆，美女服务员”（页56）。也许觉得这样趣味化还不过瘾，袁著就说皇帝“到三世这帮人，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整天与阉竖为伍，你想想除了‘下面没有了’的笑话还能了解什么东西”（页40）。除了“下面”，他在通俗化、趣味化上看来也没有其他的高招。

为了追求噱头与出新，袁著对历史的比拟，往往不伦不类。他把宋代崇文抑武政策说成是“党指挥枪，要文斗不要武斗”（页150），借喻的内容与比喻的对象之间缺少共通点。这种插科打诨式的比喻，袁著俯拾皆是。例如，他把宋朝在当时中华文化圈内的主导性影响说成是“以文化扩张”（页167），在表述上既不严谨，也不科学。

这种喻指失当，除了让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啼笑皆非，还常常让对历史真相并不了解的人对他的借喻究竟确有其事，还只是一种譬喻而琢磨不定，真假难分。例如，袁著说清代图里琛“走遍了每一户蒙古牧民的帐篷，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页238），你因为知道那时还没有“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尚能判断这只是比喻。但是，当他说秦律的“特点就是轻罪重刑。你随地吐痰，吊起来打”（页41），你若没有研读过秦律，就无法断定“随地吐痰，吊起来打”，究竟是秦律的条文规定，还是他的设譬比喻。惟其如此，这种不恰当地以今喻古，有些表述又会造成新错。比如，袁著说秦朝以十月为岁首，“所以9月末是除夕，春节是10月1日，应该过国庆，它过元旦”（页61），说秦朝春节是十月一日不错，但它与现在的国庆节却是两回事，因为两者有着中西历的差异。

借古讽今是袁著讲课时的最爱，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关键在于他运用这一方式一味哄堂大笑的效果。比如他模拟李斯讨论郡县制时的辩辞：“你恶毒攻击郡县制度，你不跟中央保持一致，你不反革命吗？”（页43）至于他说，明初的胡惟庸案，“这是朱元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而“借口大将军蓝玉谋反，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页198），其初衷也许旨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但这种不伦不类的借喻，只会把人们对十年浩劫的痛切反思化解为一种浅薄的搞笑。

袁著曾说：“评书讲的那个东西，距离历史的真相其实很远，……我小时候听，现在不听了，一听就笑，太搞笑了。”（页192）然而，读完《玩意儿》，你得到的就是这种感觉，也难怪广告说他“历史说得比相声还好”。不过，这一包装似乎应该换个词序，改成“相声说得比历史还好”才更名副其实。

三、历史“又颠倒过来了”

作为百家讲坛的当红主讲，虽有报道说袁著《两宋风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错误成堆，还涉嫌抄袭，我倒很赞同他在该书后记里引用戴维·麦克卡罗的话：“历史告诉我们来自何处，将去向何方。”历史是什么？后人通过历史应该获取哪些教益？这是每一个著史者或讲史者必须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问题，也是历史学的社会价值所在。那么，作为一本讲史教材，袁著试图传达一种怎样的史学观念呢？

其一，混乱虚无的历史观。袁著的史识既相当混乱，又极端虚无。他先在自序里说，“我们自己写的历史书把明清时期写得一塌糊涂”，发问“为什么我们自己这么妄自菲薄？”其后在讲课时却说，“明朝是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页196）教人不知道该采纳其序言里的说法，还是相信他讲课时的论点。不过，你若同意他对明朝的结论，也会踌躇犯难，他上一节课刚说过“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页186）。两个都是“最”，自己打起了自己的耳光！

有意思的是，袁著还会对王朝传世年数作出流俗迷信的说明：“北宋960年到1127年，历经168年而亡，这个数还挺吉利。”（页174）倘若如此，元朝从1271年到1368年，历经98年，“98”者，“就发”也，比北宋还吉利呢！这样讲史，不啻是在兜售《推背图》。

至于袁著对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更令人吃惊。他说：“虽然中国也有蒙古族，但成吉思汗出生在外蒙古，埋葬在外蒙古，跟咱不是一回事。”（页180）显然要把成吉思汗与他的历史从中国史中划出去，且不论这种主张有违于当前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即便在历史观上也十分荒谬，明修《元史》还把成吉思汗列为《太祖纪》，袁著的史观竟比被他痛骂的明朝还要虚无与落后。

其二，圣主权臣的政治观。袁著对明朝深恶痛绝，对清朝却独多好评。他评论成吉思汗时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亡国灭种，没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更不能把它当做骄傲。”（页180）倘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诘问他：清朝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亡国灭种，有什么可夸耀的？不知他何以自解。对清朝有好评也不妨，但用语却折射出其政治观大成问题。他说：“其实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皇上一个赛一个混蛋。清朝虽然也杀过一些人，也干过剃发令这样的蠢事，但却是最圣明的王朝。顺、康、雍、乾都是不世出的圣主。”（页222）总之，王朝“最圣明”，圣主“不世出”，真的还想早活三百年，做圣主治下的臣民。

至于介于“圣主”与臣民之间最佳吏治，他也有独到之见：“你看中国历史上凡是作出成绩的官没有清官，包拯、海瑞这些人绝对做不出成绩来。一般都是那种介乎清官与赃官之间的那种权臣。”（页261）在他看来，对于老百姓，公正廉洁的清官反不及有点贪赃的权臣，堂而皇之地倡导专权，容忍赃贿。崇拜圣主，推崇权臣，这就是袁著鼓吹的政治观。

其三，佛教救世的宗教观。著者缺乏中国佛教史的基本常识，断然认定：“中国的僧人只要化缘就全是骗子。”（页196）也不知他是否查遍了《高僧传》及其所有续作，完全找不到曾经化缘的大德高僧，才下如此绝对的结论。这里，不妨请他重读其自序中的声明：“不能先拿出一个结论，然后把对我有利的史实拿来，有选择性地遗忘，这样是很可怕的。”

尽管对佛教没有研究，袁著却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开出了救世药方：“很好的例子是印度，它贫富分化比中国严重，但是人家没见砸垃圾桶，也没见偷井盖的，没见把公园护栏给掰走的，就因为笃信宗教。虽然印度人不是信佛教，信的是印度教，但佛教的教义很多是从它那儿吸收来的。所以多宣传点儿这个，对于和谐社会多有好处。”（页88）当局提倡的“和谐社会”，只能乞灵于佛教教义，真不知今世何世！

其四，大学至上的教育观。在教育观上，袁著仍停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水平上。他说：“今天也一样，也是‘六经勤向窗前读’。……你连大学都没上，你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货的。大学没毕业工作都找不着。你读大学的，黄金屋、颜如玉、车马簇。不读，铁皮屋、柴禾妞、棒子面、自行车。”（页157）言语之间充满了对超市扛货工与柴禾妞的轻鄙，完全缺少那种工作不同而尊严平等的观念，这种“大学至上”的教育观与人才观，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其五，鲜廉寡耻的家国观。在家国观上，袁著毫无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他先是断言：“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打架勇敢着呢，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外敌入侵就胆小，异形【邦】打过来了，我躲着。”（页160）他讲这段话时，不知欲置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史可法抗清与现代中国八年抗战于何地？他还声称： “为什么农民拥护清朝，圣天子，太圣明了，同一个民族让我们没法活，还是异族让我们活的不错，那我们干什么不拥护异族？所以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谁让我活下去，我就拥护谁。”（页226）吹捧清朝不遗余力，却置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于不顾，匍匐山呼“圣天子，太圣明”，泯灭起码的民族大义，公然鼓吹“谁让我活下去，我就拥护谁”，鲜廉寡耻，一至于此！

其六，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在民族问题上，袁著以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对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不惮使用轻侮的用语。他说：“犬戎是野人。太野蛮了这帮人。我们中原这个民族叫华夏，名字特别好听，华是美丽的意思，夏就是大的意思，是个又大又美丽的民族。……蛮夷戎狄已经是不怎么样的词儿，已经让你说得够惨的了，还不够惨？犬戎！”（页19）在讲到墨家尚贤时，他又拿犬戎开涮：“任用贤人，进行选举，最好国君都选举产生。这个不太现实，那是美国总统选举方法，万一选出的国君是个犬戎，肯定不让上。”（页33）在其内心深处，不仅鄙视犬戎，也传达出他把合法选举程序不当一回事。

惟其如此，袁著对中华民族内部，流露出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认为“五十六个民族里面文明程度最高的当然是汉族，剩下和汉族有一拼的，其实就应该是藏族”（页123）。在世界民族中，则贬斥黑人，宣称“黑人也一样，他的民族这么落后，就因为他没有国家概念，只有部落的概念”（页146）。这种民族观比起孙中山与林肯来，倒退不可以道里计，哪里还有民族平等的现代理念！

其七，荒唐狂悖的国际观。在国际问题上，袁著更是荒谬狂妄而口无遮拦。在古代东亚，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虽具主导性的影响，但在国家关系上，从今天说来则是对等的。而他却说：“甚至至今，韩国和日本的祭孔日都比中国要隆重，中国的儒生也从来都把它们当做中国的两个省，只不过不太听话而已。”（页27）而在钓鱼岛问题上，他竟为对手提供论据：清朝“东南是到台湾澎湖钓鱼岛。我们得特殊提一下这个地方在那个时候是咱们的，咱们可能那会儿也没认真拿它当回事，现在就不好说了，现在你说是你的，你上面也没人，你也弄不了。不像韩国那个独岛，人家真来劲，咱也不能跟韩国人干那事儿，面子不如肚子管用”（页250）。袁著公然认为钓鱼岛归属“现在就不好说了”，还以“面子不如肚子管用”为理由，主张将中国领土拱手相让。

另一方面，他在讲到郑和下西洋时，他又倒退到西方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垂涎三尺道：“你看人家哥伦布、达伽马，什么都没有，哥几个凑钱，弄一艘小破船，带回来一个拉丁美洲，充分体现了出海的价值，你郑和跟人家没法比。”（页253）在古今对外关系与国际关系上，袁著根本没有现代国家关系中平等、独立、自主的基本理念，有的只是荒唐狂悖的胡言乱语。

袁著自序针对有的人说他颠覆了历史，自信满满道：“你了解的那个我颠覆之前的历史，是不是被颠覆过？如果是，那我只不过把颠覆的东西，又颠倒过来了。”在最基本的历史观念上，袁著确实把是非正误“又颠倒过来了”。

据说，每当高三学生毕业，著者都在黑板上抄赠北宋张载的名言作为勉励。然而，倘若学生接受他的那些立场与史观，还有可能实现他抄赠的话，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

结语：如此学史新潮流“将去向何方”？

袁著自序还征引了钱穆《国史大纲》卷首语：“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奇怪的是，他对原文作了重大删节，歪曲了原意。这段文字完整如下：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钱穆所谓对本国历史的敬意，具体地说，就是无论著史，还是讲史，必然会体现史学家或说史者自身的价值判断；在这种价值判断中理应表现出对历史的敬畏，对其中正面的东西给以肯定，表达敬意以启迪今人，对其中负面的东西给以否定，引为鉴戒以警示来者；然而是非褒贬的态度应该是严谨而理性的。

读完袁著，我们才领悟到被他有意删去的钱穆那几句话，犹如阿Q讳言头上的癞疤，正是对他的一种预警，而他所自诩的颠覆历史，就是“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自我感觉良好地“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袁著不止一次用到“玩意儿”一词，无一不充满贬义。他将其冠诸于书名，画龙点睛地凸现了对历史的轻佻与侮慢。对这样“史上最牛历史老师”，主流传媒或是请他上百家讲坛，或是为他的《玩意儿》首印20万册，还宣称由此“开启全民学史新潮流”。媒体赞同这种亵玩历史的做法，实际上与其有意无意地遮蔽某些历史的做法，乃一物之两面，是当前历史传承中最成问题的社会现象。类似《什么玩意儿》这样的东西占据了当下史学传播的主导地位，套用前引戴维·麦克卡罗的话，长此以往，中国人必会不知道“我们来自何处，将去向何方”！

——己丑腊月初七
于北大荒养蚊轩